文 ｜ 尤小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近來，國內某頂尖名校大幅縮減文科招生比例的新聞引發(fā)了很多人的關注。由于該方案是以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需要而制定的，因此較前兩年北京某頂尖名?？s小文科招生規(guī)模的消息更引人注目。
現在看來，媒體、專家和網友對此的諸多議論，最終都歸結到文科的“有用”抑或“無用”之上。如果就此辯論下去，恐怕不僅離題萬里，而且永遠無法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因為此次改革的主導者是明確承認文科有用，且非常重要的，但就是要削減文科規(guī)模。在他們眼里，文科的“用”在于“精”，不“精”的文科就沒有“用”。這看似是一個價值判斷，實則是一個現實判斷，即不能為學校爭取榮譽、經費和排名的文科專業(yè)就沒有“用”。
當然，大學從來都不是現實之外的存在。既然在現實中，就必然會受到現實的影響。因此，適應時代要求也是大學之為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各種新生產力的涌現對于整個社會的影響是空前的，大學更不可能置身事外。而作為公辦大學，為國家建設服務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然而，面對時代的巨變，作為教育機構的大學也需要有相當的穩(wěn)定性，不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沖擊下，失去基本定力。
適應時代需要與堅守基本定力本是一對矛盾體，理想的狀態(tài)是相互平衡。但在現實中，這種平衡不易取得，往往會形成偏重一頭的局面。當下國內大學的情況就是這樣，“適應時代需要”明顯重于“堅守基本定力”。
以 “交叉”命名學院和專業(yè)就是一例。大學是以學科為細胞的，多數學科經歷了百年以上的積累和沉淀，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學科體系。更重要的是，這些學科體系并非是封閉的，它們的開放性足以應對學科交叉的需要。然而，近幾年某些大學設置的“交叉”專業(yè)甚至“交叉”學院，從名稱上就有些讓人不知所云，其本身的科學性也值得懷疑?！敖徊妗笔莿釉~或形容詞。動詞或形容詞不可作為專業(yè)和學科名稱本是常識?！敖徊妗币彩且粋€極普通、寬泛的詞匯，以此命名專業(yè)和學院既無法體現學科主體，又無具體專業(yè)指向，其外延更是無限的，顯然與大學學科的專業(yè)性不協調。
學科交叉的目的是拓寬知識面，而新興的所謂專業(yè)和學院卻均是以“細”為追求目標而設立的。這種細化的研究方向并不能構成獨立的學科，這樣的交叉不僅存在內在的矛盾，形式與內容也明顯偏離。因此，很多“交叉”機構的設立只是短期和策略性的，只有“應時”的意義，沒有多少長久的價值。
大學之所以要堅守起碼的穩(wěn)定性，是因為穩(wěn)定性不僅是教育所必需，也是科學研究，特別是原創(chuàng)性研究產生的基礎。這個穩(wěn)定性（或曰基本定力）首先體現在大學始終以自身為主體，將外在的新潮事物作為豐富自身的工具，以此維護主體，而不是相反。
科研工作存在著激烈競爭，但這種競爭不像在經濟領域那樣，非要爭個高下或者相互取代，進而以金錢多寡衡量“成功”。它應該是建立在興趣之上的相互補充、共享和共進。因此，科研工作的內容永遠高于形式?！霸绯龀晒⒖斐龀晒惫倘豢上?，但基礎性的創(chuàng)新往往是“慢工出細活”。
名?？s減文科的理由之一是“為國家建設服務”?？墒?，這類“服務”并不是單一性的。因為“國家建設”既包括硬件建設，也包括軟件建設。從某種程度上說，“全民文化素養(yǎng)提升”一類的“軟件建設”的重要性是大于物質文明水平提高的。更何況，人工智能大模型對人類自身和整個社會的影響也需要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加以評估。由此看來，“為國家建設服務”至少應是“雙輪并舉”。
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服務器”的模式，在“產學研”的結合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不能因此要求所有大學都向它靠攏。即便是在美國，也有像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不同于“斯坦福模式”的成功典范存在。
國內各大學都有自身的傳統(tǒng)，較之一窩蜂地追趕潮流，“發(fā)揮優(yōu)勢、補齊短板”更符合大學的辦學理念。面對“人工智能熱”，一方面需要理性分析、努力適應；另一方面應該警惕非科學的“場外因素”的推波助瀾。
跨學科不是摒棄原有的學科，而是為了在此基礎上的“學科融合”。不重視原有學科，就意味著拋棄此前相對完善的基礎。沒有基礎，原創(chuàng)性成果就無從產生。
應該看到，把基礎性、原創(chuàng)性研究拱手讓給經營性的科技公司，自己跟在后面敲邊鼓，不是大學的謙虛，而是大學的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