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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沉溺社交媒體,不能將所有壓力交給父母

管控孩子使用手機,是社會、學校和家長這三方的共同責任。

撰文丨張明揚

這幾天,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向全體師生發(fā)出了一封《關于合理使用社交媒體倡議書》,建議“同學們在16周歲之前,盡量遠離社交媒體,不注冊社交賬號”。

圖/網(wǎng)絡

圖/網(wǎng)絡

倡議書一出,在中國輿論場引發(fā)了不小的反響。支持聲當然很多,但質疑聲也不少。有些人質疑其合理性,孩子使用社交媒體是否能一禁了之;有些人則質疑其可行性,以今時今日國內孩子對網(wǎng)絡的沉浸度而言,說禁就能禁嗎?

但我仍然覺得,這是一次非常大膽且有價值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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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隨著農(nóng)夫山泉創(chuàng)始人鐘睒睒的炮轟,社交媒體本就處于前所未有的輿論漩渦中。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對社交媒體乃至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的“資本屬性”抨擊力度很大,對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的監(jiān)管政策一度也在這個背景下行峻言厲。

但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輿論場對“青少年使用社交網(wǎng)絡”這個話題卻表現(xiàn)得異常寬容。

這可能是國內與西方對社交媒體態(tài)度的最顯著分野。

這兩年,發(fā)達國家針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正在掀起一場監(jiān)管風暴。

2023年6月,法國參議院立法,要求社交平臺為15歲以下未成年人創(chuàng)建賬號時必須征得父母同意。

2024年3月,美國佛羅里達州簽署法案,規(guī)定該州不滿14歲居民不得開設社交媒體賬號;14歲以上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開設社交媒體賬號需要獲得父母同意。

2024年6月,西班牙政府提出了一項法案草案,禁止 16 歲以下青少年訪問社交網(wǎng)絡。

自2024年9月起,荷蘭各地小學課堂禁用手機、智能手表和平板電腦等電子產(chǎn)品。

圖/圖蟲創(chuàng)意

圖/圖蟲創(chuàng)意

最震撼的是這幾天澳大利亞的大動作。

11月28日,《2024網(wǎng)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在澳大利亞參議院獲得通過。法案的核心是,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獲得家長同意,也不能使用大多數(shù)社交媒體平臺,違規(guī)的平臺將被最高可處以4950萬澳元(約合人民幣2.3億元)罰款。

由此,澳大利亞成為全球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立法最嚴的國家。

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力推這一法案,聲稱“社交媒體正在傷害我們的孩子,我要終止這一切”,“我希望孩子們能夠放下他們的各種(電子)產(chǎn)品,到足球場、游泳池和網(wǎng)球場去。希望他們能與真人交流”。

澳大利亞的這一最強監(jiān)管法案,盡管在歐美引發(fā)了巨大爭議,但在政治議程中,卻取得了近乎壓倒性的優(yōu)勢:澳參議院以34票贊成、19票反對通過,眾議院以102票贊同、13票反對過關。

也就是說,爭議固然存在,但外界可能高估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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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澳大利亞在國家層面的立法,杭州只是一個學校發(fā)了沒有任何約束力的“倡議書”。

在中國輿論場上,對社交媒體的批評往往集中在“資本屬性”和“非理性民族主義”這兩個方面,唯獨缺少了“孩子能不能用社交媒體”這個重要唯獨。

在本質上,中國社會更像是一個“厭童社會”。中國的孩子或許是被重視或寵溺的,但這僅僅是家庭層面的,而置于更大的社會層面,中國社會傾向于認為“育兒是每個家庭的私人事務”,政府和國家不必承擔太多的責任。在公共政策上,這導致了兒童福利的嚴重匱乏,而鼓勵生育也往往流于口號,口惠而實不至。

圖/圖蟲創(chuàng)意

圖/圖蟲創(chuàng)意

也因此,國內輿論場在討論重要公共議題時,往往“不屑于”將孩子這個維度納入考量。

在兒童使用電子產(chǎn)品、社交媒體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公共輿論或許也認為孩子應當減少使用,但也傾向于認為“這是每個家庭的私人事務”,應當由每個家庭獨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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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帶來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

據(jù)我的觀察,家長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體、打游戲乃至更廣義地使用電子產(chǎn)品,不僅效果不彰,更極易成為親子關系的炸彈。

沉溺于電子產(chǎn)品的孩子往往會認為,父母正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上,就是因為他們“專斷、不開明、不愿意傾聽孩子的內心需求”,因此才會管自己用手機。

這就和育兒一樣,當公共政策缺位與失語,將所有壓力都交由父母或家庭承擔,任憑他們孤軍作戰(zhàn),注定是一地雞毛。

有人說,無論是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的倡議書,還是澳大利亞在國家層面的立法,都缺乏可行性,最后還是管不住孩子使用社交媒體。

這樣說的人,很可能并沒有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體的“實操”。

十幾歲的孩子,面對父母或許是叛逆的,對父母的說教更是不以為然,但如果是學校出規(guī)定,國家出政策呢?

他們還會認為是父母落后于時代,所以禁止他們玩社交媒體嗎?

他們還會認為是父母和自己對著干嗎?

他們還會認為玩手機一點問題都沒有嗎?

圖/圖蟲創(chuàng)意

圖/圖蟲創(chuàng)意

國家出臺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本來就不是“實操”,而是發(fā)表一種明確的態(tài)度。

家長有了來自學校和國家這種態(tài)度的支持,實操起來才更有底氣,尤其是更不容易激化自己與孩子的矛盾。

家長大可以“雞賊”地對孩子說:“我們也不想逼你,但這是國家(學校)的規(guī)定,我們只是不想違法,難道你想違法嗎?”

在澳大利亞的相關立法中,沒有任何對孩子或家長的“違規(guī)懲罰”,而是將責任壓給社交媒體平臺,最高可處以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也意味著,這一政策幾乎不會真實地傾軋“個人自由”。

那些用個人自由來說事的,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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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的重點是:教育,是全社會的公共事務,而不僅僅是家庭的內部事務。

政府與學校出臺一些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電子產(chǎn)品)的規(guī)定,將顯著增強父母與孩子博弈的能力。

有人說,澳大利亞這項政策太嚴了。

或許吧。

中國完全可以出臺一項沒這么嚴的政策,比如變“禁止”為“限制”,但核心是,嚴一點寬一點都不是問題,但你要出政策啊。

我不支持決大多數(shù)對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的監(jiān)管政策,但對兒童的除外。畢竟,這是國內的短板所在。

從公共輿論,到公共政策,我們都必須即刻改變那個被證明滯后于時代的觀點:育兒與教育只是家庭事務。

公共政策的參與,也是一種對育兒的“解負”。

我們需要讓未成年人明白:限制你們使用社交媒體(電子產(chǎn)品),不單單是你們爹媽的決定,更不是爹媽和你們對著干,這是全社會的公共決定。

管控孩子使用手機,是社會、學校和家長這三方的共同責任。

在立法層面,應當積極學習澳大利亞與歐美社會的實踐,未必要那么嚴,但得做。

在學校層面,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做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應當盡可能地去電子產(chǎn)品化,不要動輒給孩子布置基于電子產(chǎn)品的作業(yè)。這樣做,學校和老師或許省力了,但將給家長的管理施加更大的壓力。

在家長層面,國家如果出臺了澳大利亞式的“禁止”法案,你們也可以有自由裁量權,根據(jù)自家孩子的需要,該禁止的禁止,該限制的限制。

圖/圖蟲創(chuàng)意

圖/圖蟲創(chuàng)意

家長也應更加“自律”,盡量減少在孩子面前長時間使用電子產(chǎn)品,打開一本實體書,裝也得給我裝下去。孩子小的時候,很多父母為了省力,往往習慣于將電子產(chǎn)品扔給孩子。等到孩子大了,才悔之晚矣。

對此,杭州二中白馬湖學校也提出了“建議家長和孩子一起戒斷手機”。

孩子沉溺于電子產(chǎn)品,已經(jīng)是中國父母的錐心之痛,時有孤立無援之感,在救救孩子之前,社會與學校也“救救父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