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
坐標贛西農村地區(qū)。由于自身進入了適婚階段，所以今年特別關注村里的婚配問題。通過和親戚朋友聊天，筆者發(fā)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村里的80后幾乎沒有光棍，90后則出現大量高齡未婚男性，有演變成光棍的趨勢。例如，村里的90后男生有11位，目前處于戀愛和婚配狀態(tài)的只有4位，其他7位未婚配的其中5位超過30歲。之所以將80、90年代的人比較，是因為80年代是村莊第一批外出務工的人員，90年代則是村莊內通過求學、務工離開村莊的人員。他們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相對封閉的本地婚姻圈，在更大的范圍內擇偶。而且從學歷來看，90年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80年代的人。問題來了：在相似的條件下，相比于80年代出生的人，為什么條件更好的90后一代反而會出現農村男性青年擇偶困難的問題呢？
一、被剩下的90后
老家是贛西城郊的某一個自然村。筆者所在的村子，80后只有一位男性因為身體殘疾原因而沒有找到對象。相反，11位90后男性中有7位到現在仍處于單身狀態(tài)，并且其中5位超過了30歲，即將面臨失婚。5位30歲以上的男性情況大致如下：
①WJP，1992年出生，大專學歷。常年在省內務工，收入不高。父母從事保安和清潔工作，收入低，家庭條件差。曾自由戀愛過，但是因為女方家庭的反對作罷，目前單身。
②WJB，1992年出生，高中畢業(yè)之后當兵，明年退伍。因為環(huán)境封閉，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女朋友。
③WY，1993年出生，高中畢業(yè)之后在廣東等地打工，收入不高。父親常年游手好閑導致家庭積蓄不多。期間交過一個廣東女朋友，但是女方家庭嫌棄男方的家庭而堅決反對。5年前，WY返回家鄉(xiāng)，家里曾多次為其相親，但是因為他性格老實、木訥，多個相親都泡湯。
④WLP，1994年出生，大專畢業(yè)之后在省內一家發(fā)電廠從事一線工作。父親早年去世，家庭條件不好。他談了一個贛州的女朋友，都已經走到了女方懷孕、談婚論嫁的時期，女方家庭嫌棄男方的家庭，堅決不同意兩人在一起，并且逼著女方打掉了孩子。沒有物質保障和雙方父母的支持，WLP和女友一直保持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目前同居但是短期內沒有任何結婚的意向。
⑤WJ，1994年出生，大專畢業(yè)之后在省會的一家造紙廠工作。工作辛苦但工作并不高。父母都是普通的農民，家庭條件不好。從前幾年開始，WJ的家人就一直張羅為兒子相親。結果，因為家庭條件的原因，一直找不到合適的。WJ本人也很厭煩父母介紹的相親，于是借口加班索性過年也不在家停留，每次只在家里過除夕和初一，其他時間都待在工作的地方。
以上5個案例中，除了案例2因為參軍入伍延續(xù)婚配之外，其他的4個案例都具有典型性。從這四個案例可以看出，家庭和性格原因是當前農村大齡未婚男青年產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家庭因素主要表現為家里能不能在市區(qū)買得起房子（至少60-70萬）并且支付一定的彩禮（12.8萬、18.8萬不等）；性格原因主要表現為，男孩子有沒有上進心、會不會說話、能不能惹女孩子開心。最為吃虧的是大家口中的農村“老實人”，不會說話，也不懂得女孩子的心思。以上四個案例至少占以上的一個因素，有的則兩個都占。一位訪談對象跟筆者說：“家庭條件不好自己又沒有本事的人是最難娶到老婆的?！?/p>
不過，家庭和個性兩個因素并不是一起婚姻達成所同時具備的必要條件。據筆者觀察，個性因素有時候可以掩蓋家庭因素。村里的一個人跟我說，她認識的一個小伙子個子不高，家庭條件也不是特別好，但是特別開朗、能講，經常讓親戚們開懷大笑，于是他在婚姻市場上很受歡迎。
家庭條件差、個性不夠突出的老實人不好尋找婚配對象幾乎成為一個常識。但是問題是，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看，這一部分男性是必然存在的，也就是說也存在于80后，70后等所有年齡階段，那為什么70、80后并未出現普遍的光棍，到了90后之后村莊就開始出現大量的高齡農村男青年了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可能需要從90后的生命歷程以及宏觀社會環(huán)境變遷的角度進行理解。
二、80、90后的生命歷程
80年代是本村第一批外出務工人員，典型的人生歷經是：初中畢業(yè)——沿海城市打工——打工結識另一半——返鄉(xiāng)結婚。據筆者了解，本村最早出去務工發(fā)生在90年代初期，是個別70后的自發(fā)行為。到90年代末，村里的80后開始一個帶一個地前往廣東、北京等地務工，80后成為村莊外出務工的主力軍。由于80后普遍只有初中文憑，所以外出時大約只有15、16歲，只能從事低端的純體力勞動或者學習一門手藝。例如，86年的小姨在初中畢業(yè)之后就前往廣東的電子廠打工并介紹同村的姐妹一起進入廣東打工；85年的堂哥初中畢業(yè)之后在北京闖蕩、學習理發(fā)。在長時間的工作中，他們認識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于是便返鄉(xiāng)結婚。例如堂哥在北京認識了一起打工的、來自東北的大嫂；小姨認識了同一個廠的、同是江西人的小姨夫。當然，仍有大部分人返鄉(xiāng)之后在本地通過相親的方式進行婚配。與流動的、充滿不確定的時代氛圍想匹配的是，80后的婚姻屬于規(guī)則不明晰的“草創(chuàng)時代”。也就是說，家庭和男女雙方對于彩禮、房子等重要的“婚姻必需品”并未形成統(tǒng)一的規(guī)則，也并沒有明碼標準，還比較依靠男女雙方家庭之間的商議。例如80后結婚并未要求需要在城市有一套房，大部分農村男性只需要在家有一套自建房即可。彩禮也沒有明確的講究，筆者的一位86年的堂哥在2010年結婚時給了女方家3萬彩禮，分多次結清，結果到現在還拖欠了5千元。小姨嫁給小姨夫時考慮到他家條件差，而且反正彩禮還是給小家庭的，這只不過是左手換右手，于是選擇不要彩禮。總之，80后的婚姻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標準，他們并沒有很強的婚姻焦慮，婚姻只是順其自然的結果。筆者了解到，村莊內除了2位80后在工作地買房定居之外，其他的80后基本都返回了家鄉(xiāng)并結婚生子。只有一位80后因為身體殘疾而沒有結婚。
村里的90后典型的人生經歷是：高中、大專畢業(yè)——省內務工——回家相親——少數結婚，多數保持單身狀態(tài)。村里的90后是筆者的同齡人，包括筆者在內有13人。相比于80后，90后一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所有人都是高中畢業(yè)、絕大多數都是大專畢業(yè)。他們20多歲從學校出來之后大都選擇在省內打工。例如，2位94年的男生在省會南昌的造紙廠和發(fā)電站工作，1位96年男生在贛州的診所擔任助理，3位男生則返回家鄉(xiāng)從事建筑和機械制造。相比于80后，他們的工資收入相對較高，大部分人收入在6、7千，但是這些工作大都也是一線工作，工作強度大，與80后的工作并沒有本質區(qū)別。但是，90后面臨的婚配環(huán)境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相比于80后的“草創(chuàng)時代”，90后進入了婚姻市場的規(guī)范化時代：結婚和商品一樣，明碼標價。例如，目前本地結婚至少需要在市區(qū)買一套房子，價值50萬以上，彩禮均價在18.8萬左右。本村一位96年的男青年去年結婚，在市區(qū)買了一套70多萬的房子、彩禮18.8萬、五金6萬、小轎車10多萬，再加上需要辦婚禮、酒席，結個婚至少100多萬元。更為關鍵的是，男女雙方都明白“市場行情”，都是明牌來談條件。一旦條件低了，快到手的婚姻也要泡湯。堂哥跟我開玩笑說：要是我生活在現在，也娶不到老婆。這是所有農村男青年面臨的嚴峻現實，也是農村大齡男青年產生的背景之一。
三、90后農村大齡男青年產生的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80、90兩代人之間發(fā)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化進而牽引著婚姻市場發(fā)生相應的改變。分析婚配問題必須從宏觀的社會變遷入手。農村大齡男青年的產生原因比較復雜，相關的論述也比較多。這里筆者結合家鄉(xiāng)的具體情況和返鄉(xiāng)觀察進行初步的分析。
第一，在人口數量上，男孩偏好導致男女比例失調，出現男多女少的婚配困境。筆者的家鄉(xiāng)是典型的宗族性地區(qū)，有強烈的男孩偏好。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在本地執(zhí)行并不是特別嚴格，再加上那時B超技術不是特別發(fā)達，導致村莊內男女比例相對協(xié)調，多兒子家庭與純女戶并存。90年代以后，當地的計劃生育政策逐步嚴格，頭胎男孩生第二胎面臨罰款和砸墻的風險，頭胎女孩允許生第二胎，但第三胎需要罰款。在男孩偏好下，頭胎生女兒的家庭，為了確保第二胎是男孩以避免生第三胎罰款，紛紛采用B超驗明嬰兒性別。懷上女孩的大都選擇流產。例如，村里一位70后的婦女，第一胎生了一個女兒，于是第二胎開始用B超驗證，結果一直懷的是女孩，為此她流產了4-5次，最后才終于生了一個男孩。在這種風氣之下，本地產生了“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就一定是男孩”的說法。男孩偏好和人工干預影響下，村莊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筆者的90后同齡人只有4個女生，而男生則有11個。訪談時，所有人都反映：“現在周圍哪哪都沒有女孩子?！边@一說法實際上是男女出生比在婚戀市場上的表現。
第二，在人口質量上，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背景下，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男性被擠壓。社會學有個經典的理論叫做擇偶梯度理論，簡單來說就是男性在擇偶時傾向于找收入、地位低于自身的女性，而女性則相反。此理論可以較好解釋農村光棍現象的存在：位于社會底層的農村女性可以向上擇偶，而社會底層的男性則無法找到地位低于自身的女性，于是被剩下。筆者發(fā)現，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放大了擇偶梯度效應。也構成農村大齡男性產生的重要原因。80后普遍都是初中畢業(yè)出去打工，典型的模式是一個在機械廠，一個在電子廠。雙方收入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地位沒有本質區(qū)別，誰也不嫌棄誰?，F在90后無論讀書好壞，至少都有大專學歷。但是教育對男女的效益完全不一樣的。男生擁有大專學歷還是只能去工廠、建筑工地上班，而女生則至少可以從事低薪白領工作，例如幼師、護士、乘務員、法院的編外助理等工作。這些工作都是體制性或者半體制性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是因其穩(wěn)定、體面的特征成為女性擇偶時的優(yōu)勢條件。于是，她們普遍對另一半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么高薪，要么是體制內的公務員。農村男青年顯然無法滿足這一條件。于是只能跨越年齡段去找社會意義上條件更“差”的女性，例如二婚、有殘疾的女生。問題是，這一部分女性也是少數，大多數男性還是無法找到匹配的對象。
第三，婚姻攀比推高婚姻成本。婚姻不僅是小家庭的私事，更因為其社會屬性成為被大家議論的公共事務。圍繞彩禮、房子等婚姻事項的競爭成為熟人社會面子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男方來說，給女方的條件越好，不僅可以幫助自己在婚姻市場上勝出，也能在鄰里之間展現自身的經濟實力。對于女方來說，男方給的條件越好，既滿足父母希望女兒過好的樸素愿望，又是自身炫耀的資本。熟人社會是一個無秘密的社會，所有的婚姻信息都成為村莊公開談論、評價的信息，也就成為競爭的輿論場，每一個家庭無不受其影響。一旦某一家結婚發(fā)出了高價的信號，后續(xù)結婚的家庭為了幫助兒子處于競勝狀態(tài)，不得不聞風而動，相繼跟進?；橐龀杀揪驮谳浾摵团时戎刑岣摺８鼮橹匾氖?，近些年在抖音等媒體的宣傳下，這種比較和評價越來越超出村莊的范圍，在更大范圍內傳播。例如，筆者回家時發(fā)現媽媽的抖音里經常出現某地出現天價彩禮的信息。這種信息極大地調動著父母的神經。這些新聞像是風向標一樣，潛在地告訴父母們：“有的地方已經38.8萬元了，你再不努力就別想娶到媳婦了?！睂嶋H上，網絡的信息潛移默化地擴大了家庭參與婚姻競爭的范圍，放大了父母的焦慮，也推動了適齡家庭的父母開出更高的價格。
第四，在以上三點的綜合作用下，女方在婚姻市場上擁有極高的議價權。簡單來說，農村女性可以挑男性，可以談條件，而農村男性不行。一位訪談對象說，“現在農村娶老婆根本不看女方的家庭條件，女生不愁嫁?！蓖瑫r，這種議價權與現階段的城市化合流，成為農村婚姻高成本的重要原因。隨著教育城市化以及農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農村女性的生活方法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有極強的動力到城市里居住、讓孩子接受教育。因此，在城市擁有一套房成為結婚的必備選項。除此之外，筆者還發(fā)現現在農村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城市化了。上文提及的一位去年結婚的男青年，他妻子和他結婚之后因為市里的新房未裝修，于是暫時住在村里。結果她經常要求老公開車載著去市里與閨蜜游玩。城市化及女性的高議價權帶來的高額的婚姻成本不斷擠壓了90后農村普通男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