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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句“孔乙己的長衫”使魯迅忽然間回歸大眾視野。我們所熟知的魯迅，既是年少時期盼與閏土捉猹捕鳥的孩童，也是棄醫(yī)從文后寫下祥林嫂、孔乙己、阿Q形象的大先生。不過，當我們將目光從中國移開，聚焦在鄰國日本，似乎又能看到不一樣的魯迅形象。
影視劇中的魯迅。來源/電視劇《覺醒年代》截圖
世界對魯迅的首篇報道出在日本；1937年，日本名噪一時的改造社即出版日文版《大魯迅全集》；二戰(zhàn)后，魯迅的作品《故鄉(xiāng)》被選入日本教育出版株式會社的中學國語教科書。
日文版《故鄉(xiāng)》
不僅如此，1909年到2015年的百余年間，《讀賣新聞》報道魯迅或與魯迅相關(guān)的文章多達695篇，《朝日新聞》更有875篇。剛剛?cè)ナ赖娜毡咀骷掖蠼∪梢彩囚斞傅闹覍嵎劢z。種種跡象都顯示著日本對魯迅的極大認同。那么，日本人為何如此喜愛魯迅，甚至崇拜魯迅呢？
魯迅在日本
光緒二十八年（1902），21歲的魯迅赴日本公費留學，是當年清朝留日608名學生中的一員。清末，中國留日學生人數(shù)呈爆炸式增長，從1896年的十幾人，到1906年的一萬兩千余人。這些穿著長袍馬褂、拖著長長辮子的清末留日學生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這種關(guān)注不僅來自他們的穿著打扮，更來自日本國民對昔日“先生之國”的中國人竟到日本留學的驚奇、來自打敗“清國”后的自負傲慢、來自向東亞大陸擴張的侵略野心，或許還有一點對“戰(zhàn)敗國”留學生的憐憫與惋惜。這種或嘲諷，或蔑視，或友善的復雜情感，便是當時清朝留日學生所處的氛圍。
在這種背景下，魯迅開始了他的求學之旅。這段經(jīng)歷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中有很清晰地記述，相較于日本學生會干事的欺辱和日俄戰(zhàn)爭片里國人的麻木，藤野先生的諄諄教誨是青年魯迅少有的慰藉。根據(jù)日本專家的說法，藤野先生是一位很一般的教授，日常不修邊幅，脾氣還有點怪。藤野有很重的北方方言口音，《藤野先生》一文中，當老師自我介紹“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引得留級學生笑出聲來。但對魯迅而言，他卻是“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藤野對一個中國學生的善意和誨人不倦的態(tài)度，深深地留在了魯迅心里。藤野先生臨別所贈的照片，一直被魯迅掛在北京寓所的東墻上，直到去世前不久，他還在打聽藤野先生的消息。
藤野先生贈給魯迅的照片
老師留給魯迅多少回憶，魯迅也便給老師留下多少念想。魯迅去世后，藤野先生受日本記者約稿，寫下《謹憶周樹人君》，也曾懊悔：“如果我能早些讀到他的這些作品就好了。聽說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聯(lián)系的話，周君該會有多么歡喜啊?？墒乾F(xiàn)在什么也無濟于事了，真是遺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農(nóng)村里，對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對文學是個完全不懂的門外漢。”二人的錯過令人唏噓，卻也讓我們看到近代中日文化的雙向流動。
藤野先生寫下的《謹憶周樹人君》
除了結(jié)識藤野先生，魯迅與日本還有許多“不解之緣”。魯迅的一些文章是用日文撰寫并首先發(fā)表于日本雜志上的，如《我要騙人》一文原稿即為日文，是應(yīng)日本《改造》雜志社社長山本實彥之邀而寫，最先發(fā)表于日本《改造》月刊。魯迅一生大約寫過三次碑文墓記，其中一次是為日本青年所寫。一百二十余字的墓志卻有三種手稿，魯迅細心地將“昊天難問”改為“昊天難測”，將 “既勤且慎”改為“既勤且謹”。從他對墓志的反復修改斟酌，也可見魯迅與日本友人的情誼。
魯迅給日本漢學學者辛島驍?shù)男?。來?王艷麗《通過魯迅“發(fā)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文學》
晚清民初，魯迅的人生不可避免地與日本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也因此被放置在“東亞”的概念下加以討論和研究。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把魯迅的作品視為東亞各國之間的文化紐帶。但細加辨別不難發(fā)現(xiàn)，由于近代東亞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及日本國民的傲慢心態(tài)，魯迅與其作品更像是客體，為處主體地位的日本讀者觀摩、研究，為日本所“占用”并內(nèi)化。魯迅在日本常去的內(nèi)山書店的老板，就評價魯迅“有日本古代武士的俠義心腸，該強硬的時候絕不妥協(xié)”。也正是這種“內(nèi)化性”，使魯迅更易在日本“收獲”“粉絲”。不過，他們不是單一地將魯迅視為中國的著名文學家，而是將其作為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家、革命家，客觀上也擴展了魯迅研究的視閾。
從魯迅到“魯迅像”
日本熱衷于魯迅研究的原因之二是魯迅作品中強烈的民族性，而這正是日本所缺乏、向往的。在近代，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快速實現(xiàn)了國家轉(zhuǎn)型，躋身強國行列，但在日本知識分子看來，日本在文化方面并沒有完成轉(zhuǎn)型，甚至認為“近代日本沒有文化”。二戰(zhàn)后的日本深陷戰(zhàn)敗陰霾中，學者又從魯迅身上看到了“民族性”的光芒，魯迅的翻譯和研究就此復蘇。部分學者把魯迅當作“國民作家”，希望通過魯迅的作品來探索日本的文化根源。
日本的魯迅研究學者大致可以劃為三代：第一代以增田涉、竹內(nèi)好、武田泰淳等為代表。增田涉曾于1931年到上海，經(jīng)友人內(nèi)山完造的介紹見到魯迅，魯迅主動邀請增田到他家里去。據(jù)增田回憶：“從這時起，我就每天到離內(nèi)山書店不遠的先生寓所去。一般都是下午一點鐘左右在內(nèi)山書店碰面，跟其他人閑聊一會兒，然后兩個人一塊兒上先生的家。魯迅和我并坐在書桌前，給我講解《中國小說史略》。我用日語逐字逐句地譯讀，遇到疑難問題譯不下去時，魯迅就用熟練的日語給我講述和解答。我邊聽邊做筆記?！蹦菚r，魯迅家?guī)缀鯖]有什么客人，兒子海嬰由保姆抱出去玩，妻子許廣平有時伏案抄寫或者做針線活?！拔腋壬佑|，絲毫沒有感覺他叫人害怕，也沒有感覺他使人拘謹。他以一個和藹的長輩的態(tài)度接待我，使我受到了教益。因為先生常常說些幽默的話，在先生的帶動下，我也說了些笑話?！?/p>
魯迅逝世后，改造社計劃出版《大魯迅全集》，當時增田也被該社用電報聘去擔任“企劃編輯”。由于魯迅是國民黨“對頭”，因此，增田在日本也被視為左翼作家，特高警察時常到他的住處來。他們事前并不通知，往往突然闖進屋里佯作無事地問這問那。增田說：“二次大戰(zhàn)末期，雜志的編輯者相繼被警察局抓去，他們出來后對我說，警察當局多方問你跟魯迅的關(guān)系，并忠告我要多加小心。但我回答說，魯迅是我?guī)?，而且我已翻譯了他的作品，現(xiàn)在無須回避。后來，戰(zhàn)爭結(jié)束，我也總算平安地過來了。如今，魯迅的作品，在日本擁有廣大讀者，初中和高中的國語教科書中也選用了。魯迅的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精神，正得到日本進步知識界的共鳴。”
竹內(nèi)好的魯迅研究更具個人特色，他對魯迅的闡釋被稱為“竹內(nèi)魯迅”。1937年，竹內(nèi)好在“盧溝橋事變”后作為文部省留學生赴中國考察。彼時魯迅已經(jīng)逝世。按照竹內(nèi)好的說法，日本作家和讀者之所以喜歡魯迅，是因為時至今日，日本文壇從未出過類似魯迅的作家。竹內(nèi)好研究的魯迅被定位為“日本的魯迅”，即憑借魯迅的精神，來面對日本的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讓魯迅成為改造日本的巨大力量?！拔抑幌霃聂斞改抢锍槿∥易约旱慕逃枴ξ襾碚f，魯迅是一個強烈的生活者，是一個徹底到骨髓的文學者。魯迅文學的嚴峻打動了我?！敝駜?nèi)好在《魯迅》中寫道，“像魯迅那樣強韌的生活者，在日本恐怕是找不到的。他在這一點上，也和俄國的文學者很相近。”竹內(nèi)好在欽佩文學者魯迅的同時，不斷“襲用”思想者魯迅的思想寓言和思考方式。
1966年，竹內(nèi)好把自己最主要的評論性文字結(jié)集成三大卷，發(fā)表評論家廢業(yè)宣言，告別文學評論的舞臺。此后，竹內(nèi)好開始從事翻譯工作，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譯魯迅?！芭c魯迅的相遇，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彼诋斈瓿霭娴摹吨駜?nèi)好評論集》中這樣寫道。
竹內(nèi)好
相較之下，武田泰淳的研究則呈現(xiàn)出不同的風貌。盡管武田泰淳與竹內(nèi)好幾乎在同一時間來華，但竹內(nèi)是留學生，生活在相對平靜的北平，日常交往的主要是文人學者；而武田卻是作為士兵被送往戰(zhàn)場，在那里屠殺中國人。在戰(zhàn)地致友人松枝茂夫的信中，武田寫道：“我第一次見到的‘支那’民宅是彈痕遍布的墻壁，我第一次見到的‘支那’人是腐敗無言的尸體。學校里，翻倒的課桌、教科書上滿是泥污；圖書館中，整套的《新青年》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淋著雨水。這是凄涼的、無常的文化的破滅。”武田日后回憶，上了戰(zhàn)場才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于中國民眾，特別是農(nóng)民完全無知”，這些“了不起地活著”的中國民眾“如同在批判知識精英一般，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每日勞作、休憩，這樣生活著。然后，蠻不講理的男人去擾亂了他們的生活，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到自己是罪人的”。
因此，魯迅的作品對武田而言，就“感覺有什么一下子扎進我厚顏無恥的本性，臉皮好像被剝掉”。他還說魯迅“對于大言不慚的知識分子，是徹底地不寬恕。一次也不寬恕。這一點我實在是切身感受到”。為此，“我們亞洲知識分子的一舉一動，已經(jīng)被他的眼光看穿?；蛟S帶著‘魯迅看透了我’這一羞恥心來讀魯迅，是最正確的讀法”。近代中日歷史的復雜性，往往使得日本學者將魯迅與研究者自身所處的時代和境遇相勾連，賦予了魯迅研究更多的現(xiàn)實性意義。
第二、三代魯迅研究學者以丸山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和藤井省三、長崛祐造為代表。研究者的自我詮釋更為凸顯，“丸山魯迅”是片刻不曾離開中國政治過程的革命人，“伊藤魯迅”象征著新亞洲個人主體性原型，“丸尾魯迅”是在土俗民間世界獲得反現(xiàn)代立場的現(xiàn)代主義者……也許你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魯迅研究專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構(gòu)想和研究魯迅，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建構(gòu)的魯迅形象，而且各自的魯迅形象都與他人的大相徑庭，這便是日本魯迅研究歷史上的“魯迅像”階段。
“魯迅像”時期的研究是整個日本魯迅研究歷史上最具特色的階段，“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更為濃厚?！棒斞赶瘛睍r期，日本的魯迅研究形成了與中國不同的研究風格，開始發(fā)出“魯迅是誰”的追問。日本學者建構(gòu)的“魯迅像”重點闡述魯迅之于日本、東亞發(fā)展的意義，進而開始探尋魯迅在世界文壇的價值。因此，“魯迅像”時期的魯迅研究存在偏執(zhí)的一面，在學術(shù)研究中摻雜了過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研究者有太關(guān)乎現(xiàn)實的意見表達，結(jié)果往往產(chǎn)出了削足適履的文字。這種借魯迅研究為由，闡發(fā)自己學術(shù)觀點和思想主張的做法，使魯迅研究蒙上了強烈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色彩，成為后來日本魯迅研究的一大缺陷。
中華民族的魯迅
魯迅在日本不斷“圈粉”，其實也是魯迅形象愈發(fā)扁平化、符號化的過程。那么，離開日本學者的凹凸鏡，細讀魯迅所寫下的文字，我們又能發(fā)現(xiàn)什么呢？
影視劇中的魯迅，似乎永遠在憂國憂民。來源/電視劇《覺醒年代》截圖
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曾提出一個大問題：生存天地之間，角逐列國之中，何為根本問題？何為當務(wù)之急？他的回答是：“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币簿褪钦f，富國、強兵、改良、革命，都不是最最重要的。只要國人處于奴隸狀態(tài)，處于愚昧無知且野蠻頑劣的狀態(tài)，自由平等都將是空話。
滴著革命者鮮血的人血饅頭，被華老栓買來給兒子“治病”。來源/1981年長春電影制片廠《藥》截圖
改變國人的精神，從何入手？魯迅的答案是“尊個性而張精神”，即“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在他看來，人要真正成為人，就不能完全被淹沒在物質(zhì)之中，而是要有點精神；不能習慣性地隨大流，和光同塵，沉淪于大眾之中，而是要有個性，有自我，有獨立人格，要知道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quán)利。至于國家富強這一當時人們普遍關(guān)心的時代主題，魯迅并未忽視。他的說法是“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只要“人國既建”，國家富強就能附帶著實現(xiàn)。
這就是魯迅的“立人”思想。他關(guān)心的不是維新改良或排滿革命，也不是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因為在他看來，只要國民性不變，中國人的精神不變，即使身體強壯，也無濟于事；即使掌握了先進的武器，也只能去欺壓弱?。患词惯M行政治革命，也不過是在同樣的舞臺上重復上演陳舊的歷史劇。因此，國人所面臨的問題關(guān)鍵，不在堅船利炮，不在維新或革命，而在于讓國民成為一個個站立起來的覺醒的個人。
魯迅所描繪的看客形象。來源/1981年長春電影制片廠《藥》截圖
也因此，他問自己，也拷問著近代以來的每一位讀者：“從來如此，便對么？”
他會借錢玄同之口寫下“如果我嚷幾聲，能叫醒那幾個‘困在鐵屋子即將被悶死的’人，你就絕不能說他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他期盼中國的青年“應(yīng)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曾經(jīng)生活過的”。也因此，他說，“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fā)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如今的我們，又是否有勇氣說出“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魯迅畫像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句蘇軾的詞，曾被魯迅贈與友人內(nèi)山完造。正是對國民性的思索，對絕望與希望的追問，使得魯迅成為具有時代穿透力的思想家，也深深吸引著日本的文學家、漢學家。歷史中、課本上的魯迅，永遠是一頭硬發(fā)伴著瘦削的臉龐，但他的文字卻永遠鮮活，仿佛蘊含著生命的律動，又如同期盼春天新發(fā)的嫩芽般，跨越時間的長河，期待著國民的生長與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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