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十三五”時期的人口變局，一系列應對措施也要做出相應調整。
老齡化程度加劇，出生人口出現(xiàn)小高峰后持續(xù)下跌，流動人口減少，本科以上人口增長……
回顧“十三五”時期，我國人口格局已步入變革期。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變革的重點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自然人口增長率在快速降低，已經逐步逼近臨界點；其次，我國流動人口逐年減少，一些此前的人口流入地因為政策等因素變成人口流出地，使人口流出地的數(shù)量達到17個；最后，我國老齡化程度加深，已經有7個省區(qū)市步入人口深度老齡化階段（65歲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而在“十二五”時期，這個數(shù)據(jù)還是零。
具體來看，201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96‰，這一數(shù)據(jù)在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后增長到5.86‰，但隨后連續(xù)回落，在2019年僅為3.34‰。
在流動人口方面，擁有廣州、深圳兩大一線城市的廣東省，成為最大的“人口贏家”，2016年到2019年，超過300萬人口遷入廣東省。浙江省排名第二，2016年到2019年人口遷入接近200萬。
面對“十三五”時期的人口變局，一系列應對措施也要做出相應調整。首先，從全國來說，需要及時應對自然人口增長率接近臨界點，以及各地老年撫養(yǎng)比不斷提升的情況。其次，各地對流動人口的競爭加劇，放開落戶只是第一步，關鍵是重點城市能否提供足夠工作崗位以吸納更多人口。
“十三五”人口流動變遷
“十三五”時期，我國人口的局面如何？用“人口大變局”來形容或許比較恰當。
具體來看，第一大變化就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引發(fā)自然增長率的減速。
我國人口死亡率一直保持穩(wěn)定，基本在7‰左右。但是出生率持續(xù)下降，在2018年、2019年非常明顯，從2012年以來的連續(xù)12‰以上，滑落到10‰多。不過，從2016年到2019年的數(shù)據(jù)看，全國總共出生6497萬人，與2012年到2015年的6617萬人相當，最大的變化在于自然增長率的降低，2019年已經達到3.34‰。
但是，從各個省份來看，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局面并不相同。
在人口總量超過1000萬的省份中，廣東的自然增長率一直“獨占鰲頭”，2016年到2019年，自然增長率在7.44‰-9.16‰之間，甚至超過2012年到2015年6‰-7‰的自然增長率，這與廣東不斷吸納年輕人口流入密切相關。廣西、福建和貴州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排名靠前。
整體來看，2019年有11個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超過5‰，是人口自然增長仍然較為強勁的省份。
與之相比，另外11個省份的自然增長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東北三省的自然增長率在2019年為負數(shù)，人口負增長的局面在“十三五”時期較“十二五”時期更為明顯。經濟發(fā)達的大城市中，天津、上海和北京的自然增長率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此外還有老齡化程度較重的江蘇、重慶等地，自然增長率均不超過3‰。#p#分頁標題#e#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將產生兩個影響：首先，從全國來看，人口自然增長率會比此前預期的更快來到臨界點；其次，一些地區(qū)的人口局面將比其他地區(qū)更有優(yōu)勢，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更被看好。
在人口自然增長率減速之外，另一個變局不可忽視，那就是老齡化時代的到來。2019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為12.6%，而在2015年這一數(shù)據(jù)僅為10.5%。
但是，老齡化的程度，各地并不一致。在2015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最高的是重慶，約為13.3%，其余均未超過13%。2017年，重慶、遼寧和上海的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18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的地區(qū)增加四川、山東和江蘇。2019年，浙江加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行列，使這7個省市成為老齡化比例最高的地區(qū)。
與之相比，另外7個省區(qū)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不足10%，包括西藏、新疆、青海、廣東、海南、寧夏和云南，這些地區(qū)的人口結構更為年輕。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和“十二五”時期相比，“十三五”時期全國老齡化的程度加重，但這并沒有改變目前中國整體年齡“紡錘形”的結構。從全國來看，15-65歲年齡段人口（即勞動年齡人口）仍然達到69.6%，31個省區(qū)市15-65歲年齡段人口占比也全部超過65%。
目前，中國整體撫養(yǎng)比仍然較低，有利于經濟發(fā)展。但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的趨勢已經形成，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持續(xù)，這意味著撫養(yǎng)比尤其是老年撫養(yǎng)比（即一位勞動年齡人口平均需要撫養(yǎng)多少老年人）在持續(xù)上升。此外，一些地區(qū)的老年人口比例較其他地區(qū)更高，這些地區(qū)養(yǎng)老和經濟發(fā)展壓力不小。
目前，我國正在積極研究對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推動實現(xiàn)適度生育水平，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人口流向廣東、浙江
在自然人口增長之外，我國流動人口的局面如何？
目前，我國流動人口持續(xù)上漲的拐點已經出現(xiàn)。統(tǒng)計年鑒顯示，2014年我國流動人口數(shù)量達到最高的2.53億，隨后連續(xù)5年出現(xiàn)下滑，2019年這一數(shù)據(jù)已經下滑到2.36億。
從各地來看，則出現(xiàn)非常明顯的差異性。首先，廣東成為人口遷入最大的“贏家”。數(shù)據(jù)顯示，2015年底，廣東的常住人口為10849萬人，這一數(shù)字到2019年達到11521萬人，增長672萬。其中，2016年到2019年，廣東人口自然增長分別達到81.28萬、101.53萬、92.76萬和92.38萬，扣除自然人口增長的數(shù)量，2016年到2019年遷入廣東的人口達到304萬。
為何廣東在人口流入方面排名全國第一？這與廣東擁有四座經濟大市廣州、深圳、佛山和東莞息息相關，尤其是廣州和深圳作為一線城市，落戶政策卻相對寬松，吸納了大批人口。
2015年底，廣州常住人口1404.35萬，深圳常住人口1137.89萬，這一數(shù)據(jù)在2019年分別上升到1530.59萬和1343.88萬，兩地常住人口從2015年底到2019年分別增長126.24萬人和205.99萬人，占廣東省全部常住人口增量的接近一半。
另一個“人口贏家”為浙江。2016年到2019年，浙江的遷入人口接近184萬人，其中杭州是浙江省的人口“吸納器”，尤其在2019年將落戶條件放寬到大專之后，當年常住人口快速增長55.4萬人，成為所有城市中常住人口增量最大的城市。如果扣除自然人口增長的6萬人左右（按當年自然增長率6‰計算），當年遷入杭州的人口接近50萬人。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廣東和浙江成為“人口贏家”，這是經濟發(fā)展、就業(yè)機會、落戶政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結果。#p#分頁標題#e#首先，廣東和浙江都有實力較強的中心城市，這些城市能提供較多有競爭力的就業(yè)崗位。其次，廣州、深圳和杭州的就業(yè)政策都頗為寬松，大專及以上人才可落戶（其中廣州為部分區(qū)可差異化落戶）。
與之不同的是北京和上海，這兩大城市能提供有吸引力的崗位只多不少，但在人口控制的政策下，兩大城市在2016年到2019年這一階段成為人口流出地。
“十三五”時期，有17個省區(qū)市成為人口流出地，其中有4個人口流出超過50萬。具體來看，山東的人口流出最高，2016年到2019年已經接近90萬。2017年，山東的常住人口規(guī)模過億，達到10005.83萬人。這一數(shù)字較2016年的9946.64萬增長59.19萬。但是，2017年山東自然人口增長達到101.16萬。換句話說，當年山東的人口流出超過40萬。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整體流動人口的減少、自然增長率的降低，促使各地將人口視為重要的競爭力，“十三五”以來，尤其是2017年以來，多地紛紛放寬落戶條件。
2021年3月4日上午，在山東省召開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山東宣布全面放開城鎮(zhèn)落戶限制，促進人口雙向流動。
“十三五”時期，我國人口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其中，2019年，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在6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別為6.82%、5.93%、0.59%，這一數(shù)據(jù)到2019年上升為7.67%、6.27%、0.64%，本科及以上人口占比接近7%。
一些地區(qū)比如北京，由于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加之人口控制導致部分人口流出，人口的學歷水平不斷提升。2015年，北京大專及以上學歷占6歲以上人口比重為42.34%，這一數(shù)據(jù)在2019年已經達到50.49%，不僅整體水平在全國31個省區(qū)市中最高，其增速也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可以觀察到的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不斷提升。根據(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對人口的抽樣調查，2019年，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女性在總體本科學歷人數(shù)中占比49.09%，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女性在總體研究生學歷的人群中占比48.48%。
與此同時，我國的整體性別比也持續(xù)改善。2016年性別比為104.98（女性=100），這一數(shù)據(jù)在2019年為104.46。
（作者：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陳潔,實習研究員劉蘊儀,實習研究員覃藝淋 編輯：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