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媒體報道，湖南省耒陽市教育局9月下旬下發(fā)通知，要求各學校按比例完成獻血指標，對任務完成不好的（學校）給予適當扣除績效分，而且更讓教師不滿意的是，每個學校都被安排了相應的獻血指標，但是教育局機關卻沒有被安排指標，表格上赫然填著“自愿”。
被曝光后，耒陽市教育局回應稱：“我們倡導無償獻血，但不會與教師績效掛鉤”。但是，相關負責人也在電話中承認：學校年底評比的時候，分一類校、二類校、三類校，評比直接和老師的年終績效獎金掛鉤，上下有幾千元的差別。此外，去年縣教育局的800多個獻血指標才完成了一半。
其實，“獻血指標”復活并不是個案。2018年11月，湖南郴州市蘇仙區(qū)多個學校被下達 “無償獻血”相關指標，規(guī)定各學校的任務及完成數(shù)量。蘇仙區(qū)衛(wèi)計局回應稱，市里每年會發(fā)動團體機關進行獻血，區(qū)里針對各個單位情況擬定基本獻血數(shù)量，要求單位積極發(fā)動相關人群進行獻血。根據(jù)擬定數(shù)量，職能部門進行追蹤和督導。
但是，1998年實施的《獻血法》明確規(guī)定：“國家提倡十八周歲至五十五周歲的健康公民自愿獻血。”《獻血法》的頒布，被賦予了消滅“攤派獻血指標”的厚望，可“獻血指標”卻為何不愿退出歷史的舞臺呢？
究其原因是自愿獻血不能滿足用血需求，而運用行政管控干預的力量，向每個單位攤派 “獻血指標”是一種短平快的解決手段，用行政力量攤派獻血，又進一步壓制公眾自愿獻血的意愿，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huán)。
為什么基層職能部門對獻血指標情有獨鐘呢？上文提到的郴州市蘇仙區(qū)衛(wèi)計局回答媒體的話，為我們提供了答案：“各個單位的完成情況會納入年底的文明考核，如完成狀況良好會進行表揚，完成狀況較差將通報批評?！边@些行政措施固然有利的一面，但是行政色彩也會沖淡獻血事業(yè)的公益性。
事實上，“千人獻血率”、“自愿無償獻血占臨床用血的比例”等硬性指標，成了很多地方城市、系統(tǒng)排名、評優(yōu)的重要參數(shù)。所以，職能部門迷戀“獻血指標”就不足為怪了，而這顯然背離了“促進無償獻血工作健康發(fā)展”的軌道。
公眾對獻血并不缺乏熱情。譬如今年7月，為挽救誤食毒蘑菇的7歲男孩，山東數(shù)百人連夜排隊獻血，兩天不到的時間，累計獻血32萬余毫升，以致山東省血液中心AB型血液庫存達到高預警線。山東血液中心破天荒發(fā)出公告“請AB型愛心人士暫緩2周后獻血”。
所以，中國人不是缺乏獻血意愿，還是得反思無償獻血動員、激勵機制。自愿無償獻血上不去，那么就得一直倚著“獻血指標攤派”的拐棍，就會次生出更多矛盾來。
世界衛(wèi)生組織指出：“有定期自愿無償獻血者的穩(wěn)定來源，就能保證可靠充分的安全血液供應”。所以，職能部門要擯棄“指標”思維，思考如何激活和保障社會公眾自愿參與獻血的熱情，如何建立起定期自愿無償獻血者隊伍才是正解。